医院订阅哦！摘要晚清，日本人侦察中国之严密可谓登峰造极。笔者近年以来一直在利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电子图书形式公开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各类文书档案，这些档案涉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方方面面状况的观察以及分析。通过阅读这些档案，我们会发现明治日本对于大陆的野心是在以侦探的基础上步步营造出来的。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日本之所以处处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处处防不胜防，其功劳之大半可归于周密的情报侦探，即日本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一策略发挥到淋漓尽致。笔者利用上述日文资料，详细解析了日军在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所组织的情报侦探工作，并指出这些情报对于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键词明治日本；甲午海战；情报侦探核心观点选编前言出任马关条约谈判的中方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交涉时曾经这样说道：日本利用欧洲之海陆军组织，取得显著成功，足以证明黄色种人亦绝不逊于白色种人。而战争期间，曾出任美国驻华副领事的毕德格在途经东京时曾与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就当时的远东军务进行过意见交换。毕德格犀利地指出：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战备，恐日本不能得志也。其又云：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回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由上述资料表明，中国于甲午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具备当时国际战争所力行的那套具有现代化性质的作战体系，尤其在海陆联合作战方面不得要领，以致一败再败。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大分水岭，亦是世界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大分水岭。经此役，中国所苦心经营的均势局面被打破，中国国力明显下降；交战另一方的日本则脱颖而出，正式登上国际大舞台。晚清，日本人侦查中国之缜密，或周全，可谓登峰造极。笔者近年以来一直在利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电子图书形式公开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各类文书档案，其中包括自明治维新以来或以报告形式，或以出版发行图书形式形成的日本人中国纪行，这些纪行涉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方方面面状况的观察以及分析，正应对了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所说的“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这句话。通过对这些纪行的阅读，我们会发现明治日本对于大陆的野心是在以侦探的基础上步步营造出来的。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二三十年间，日本各路人马以不同身份，对其所能进入的中国区域进行了或有强烈指向目标或只是漫游性质的观察，当这些观察报告融汇在一起时，它们形成的是一个对于中国的全方位认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之所以处处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处处防不胜防，其功劳之大半可归于上述观察报告。所谓胸有成竹，又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说日本将这一策略发挥到淋漓尽致。关于甲午战争研究，其成果虽然颇为可观，但利用上述所示资料进行研究者鲜少见，鉴于此，笔者利用手边的一些日文资料，欲分析日军在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的情报侦探状态并指出这些情报对于战争走向产生了何种的影响，以期达到继续完善甲午战争研究之目的。一、立足于侦探的军事行动——首陷旅顺口军港在现代战争中，对于敌方之侦察详略，可关系到战争之成败结果。以日本为例，举明治时期日本之国力，要有所作为，不得不慎之又慎。早在中日缔结修好条约后的初期，日本即开展有组织有目的的中国侦察，其中就有著名间谍、日本海军人物曾根俊虎对中国所进行的由北至南的侦察，《北中国纪行》就是基于他回国后所写成的报告编成。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侦察所发生的时间，即这本纪行是曾根俊虎—年游历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各省市的记录，内容涉及各个地方的军备、人口、经济、物产、山川等，尚有近两百幅手绘地图。我们知道，《中日修好条约》虽然签订于年，但条约批准书的交换却迟至年才完成，也就是说，条约内容的生效起自年，而作为日本海军一员的曾根俊虎在条约生效后的第二年即奉命开始对中国展开调查，这样有组织有目的的调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多年间从未间断过，这就是为什么有大量日本人中国纪行留存今日的原因。在甲午战争爆发期间，我方曾收到这样的情报，即：“据金州等处百姓俱云，日兵到处与百姓笔谈，询问赴省路径甚详……凡日兵皆识字，身带地图，中国路径莫不熟悉等语。”从这则情报当中我们可以获悉：（一）日兵有随时收集当地各类情报的习惯；（二）日兵随身带有包含地图在内的中国情状手册。仅稍览笔者所收集的余种中国纪行的目录，即可知道日本对于中国，尤其东部沿海地区的侦察工作可谓由浅入繁，再由繁化简，而战事期间日兵人手一册的中国指南就是这样由繁化简的产物。日本不仅在战前竭力做好侦察工作，在战事期间，更是派出侦察队，深入战区采集情报，以便日本的联合作战部制定精准的作战计划。年10月，随着陆军在朝鲜战场的彻底失败以及海军在黄海战役的失利，中国已经清醒意识到战场将延伸到中国本土，并且来自各方的情报表明，“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面对绵绵辽远的海岸线，中国将防御重点投注到辽东半岛，以李鸿章的原话来讲，即：“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瞭望严守。”在这样非常有限的情报信息量下，中国不知日军将选择辽东半岛的何处作为其登陆地点。根据当时的日文资料可以知道，就登陆地点，日军有两个备选：一是鸭绿江以西的某处海岸；二是大连湾以东的某处海岸。在派出侦察队经严密侦察后，距离大连湾东北日本里程约27里处的花园口（中国称洋花园）被日本海军选定为最佳登陆地点。大连湾为旅顺口后路扼要之所，与北洋舰队大本营之一的旅顺口互为犄角，若失守，旅顺口将危在旦夕。但日本陆军却以花园口距离金州城过远为由提出异议，建议以距离金州城较近的貔子窝口某处为登陆地点。但这个提议却遭到海军的坚决反对，其理由为：（一）貔子窝口虽距离金州城较近，但其海岸处海水较浅，运输船只能抛锚于远离海岸五六海里处的海上，既不利于大队人马辎重的登陆，耗时耗力，又因抛锚海上，若遭遇风暴，实属险危；（二）貔子窝口距离大连湾过近，极易被发现。若被发现，定会遭到中国来自海上、陆地的共同夹击，将陷登陆日军于极大困境中，登陆或将被迫中断，而登陆一旦中断，已登陆的日军必将陷入退路被完全断绝的境地，其后果不堪设想。结果在海军的坚持下，日本陆军同意将登陆地点定在花园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能否成功登陆辽东半岛，日军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虽说没有十成把握，但日军却有登陆辽东半岛的决心，而这样的决心又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早在战前，通过各种途径的侦察，日本对于中国的军备状况已有基本了解。根据他们的汇总，中国常备军兵力为驻防直隶的禁旅八旗兵余人，各地驻防的八旗、绿营、兵勇、练军等诸军种兵员余人，共计余人。此外尚有隶属蒙古诸王的蒙古兵余人。但根据谍报人员的观察，真正具有战斗能力的军队不过是禁旅军（共计24个大队）中的神机营九大队余人和驻防各地的勇、练两军以及满洲八旗练军余人。这10余万人要守备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疆域，可想而知。反观日本的军备状态又是如何呢？非战时状态下的日本陆军由1个近卫师团、6个野战师团以及1队对马警备队、17中队屯田兵、6队宪兵组成，总人员共计为人。其中师团基本由4联队步兵、1大队骑兵、1联队野炮兵、1大队工兵、1大队辎重兵、2大队要塞炮兵等兵种组成。比如，以步兵1联队（1联队为3大队12中队）的人员编制为例，其具体构成为：战斗人员为，大佐（中佐）1人，少佐4人，大尉13人，中尉27人，少尉25人，特务曹长12人，曹长12人，军曹人，兵卒人，计人；非战斗人员为，军医正1人，军医5人，护士长3人，护士12人，军吏3人，书记4人，枪械维修工6人，裁缝21人，鞋匠11人，计66人，全联队共计人。这样的一种结构体现出日本军队已从军制上完成了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至参谋总长、近卫师团长、各军司令官、各师团长，下至联队长、大中队长，均为受封有爵者，显然这又是一支由武士阶层组成的新式现代军队，即日本的现代军队并非掌握在新兴阶层手中，其军队的改制乃至现代化均由武士阶层推进并完成。日本以这样的现代化军队去与中国半现代化下的军队进行博弈，如果精算准确，并非没有胜算。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敢于在中朝边境战场外，另外在辽东半岛上再开辟一个新战场的原因。战后，我们看到日本对于甲午战争后半程的作战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步继续重创或打掉北洋舰队；第二步在辽东半岛某处实施登陆，抢夺守护渤海门户一端的旅顺口；第三步在山东半岛某处实施登陆，抢夺守护渤海门户另一端的威海卫。以此可胁迫中国急切要求停战和议。如前述，按照日本海陆军联合作战部的计划，由海军先实施对于登陆地点——花园口的占领。具体部署为：（一）先发的五战舰于（10月）22日下午4点集结后出发，必须于23日全部到达花园口；（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尽可能于靠近海岸处停泊，五舰中的三舰面对海岸排列用以攻击，另外两舰面对大海排列用以护卫；（三）由五舰中的千代田派出陆战队实施登陆地点的占领，另外四舰担任守护任务。在海军的预料之内，由于花园口没有任何中国军队驻守，日本海军对于花园口的占领非常顺利。花园口被成功占领后，运输日军第二军即第二师团的运输船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护送下于24日早上5点30分抵达花园口，日本陆军在海军的监护下开始实施登陆。同时，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派出2艘战舰前往旅顺口、威海卫侦探北洋舰队的活动状况。经侦察得知，由定远、镇远、平远、济远、靖远、广丙六舰组成的舰队在六艘水雷舰的扈从下出现在威海卫西口，当看到2艘日舰后迅速尾随而上，但在半小时后放弃了追踪。根据上述情报，日军判断北洋舰队会适时对在花园口实施登陆的日军进行攻击，遂做好一切防范措施，不料一夜过去，却丝毫不见来袭的中国海军。在没有遭到来自中国方面任何的军事攻击下，日本陆军第二军经过十来天的艰辛努力，全部由花园口登上辽东半岛。这样的状况实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他们怎么都不能理解中国方面会对他们的登陆之举不作出任何、哪怕象征性的阻止。那么守备中国军队都在哪里呢？对于日军的登陆，中国方面直到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10月26日）即日军登陆第三天方才获得“倭船三十六只，带民船百余只，渡兵约三万人在貔子窝东北地名洋花园上岸，已在彼处扎营”。这一不太确切的情报，虽然第二天又有消息称：“复州东之貔子窝，倭船三十六只，载兵三万已上岸，二千余驻洋花园。拟有扑犯旅顺、大连湾后路之意。”但直到10月29日，大连湾的守将赵怀业才有确切消息称：“再闻洋花园有洋船三十六只，民船一百余只，又水雷艇四只，共有一万四五千人，战马、炮马共一千五百余匹。”针对这样的大规模进攻，李鸿章电复总理衙门守备情形时透着万般无奈，其称道：“北洋兵力分单，旅顺（诸军）合之不过八千人……大连湾又为旅顺后路扼要之所，互为犄角……（诸军）合之亦不过五千七百余人……今倭寇大股既由貔子窝内窜，距金州大连湾百余里，距旅顺亦仅二百余里，两处势均岌岌。”不能以有备防来袭，结局之胜负可想而知。原本，在护送以及保护陆军成功登陆后，日本海军按照计划将沿着辽东半岛向旅顺口方向前行，在预定的时间内，由海上协同日本陆军攻占大连湾。11月6日上午，当日本联合舰队抵达大连湾附近海域时，令日本人吃惊的事情又发生了，即：他们既未遭遇任何一艘中国军舰，亦未遭受来自海岸炮台的攻击，而唯一不能令舰队直接驶入大连湾的原因是中国方面早先布防于近海的水雷阵。而此时，日本海军已接到来自陆军的消息称：11月6日子夜过，已攻下金州城，当黎明攻击至大连湾时，大连湾守军已不见踪影。排雷工作花费了一天，11月7日，舰队中的部分船舰由大连湾东口缓缓驶入大连湾。中国方面竟以陆军弃守、海军不至的方式将大连湾拱手让给了敌方。虽然丁汝昌于10月28日向李鸿章电称“即率定、镇、靖、济、平、丙六船两艇，今晚赴旅湾……此行遇敌，唯有督率将士尽力死拼，第船少械亏，胜负非所敢计，伏乞鉴谅。”但在接到李鸿章“相机探进，不必言死拼”的回复后，居然采取了完全避开战区的做法。而在金州城尚未失陷的11月2日，李鸿章曾电告陆上守备诸将说：“要知此系背水阵，除同心合力战守外，别无他法……吾意宁失湾，断不失旅，看诸将才能耳。”上不令死拼，则下不欲拼死，大连湾不攻自破成为甲午战争期间又一令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战例。大连湾失陷后，旅顺口很快成为孤岛，陆上的援军被守在外围的日军完全拦截；通过海上实施援救的途径则基本被守在旅顺口外的日本联合舰队堵死。当时旅顺口海军基地内已没有可以使用的舰船，据11月6日丁汝昌电禀：“船坞工匠人等纷纷告去，不日恐有停工之势，水师在旅亦有三难：一，湾有失，敌必扑旅后路，我师船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俟潮，若过急，冲出不易；三，口外寄泊敌舰过多，夜间来攻，我船又少快炮，实难防备。”随后的第二天，丁汝昌即以旅顺已开始遭受日军攻击为由，下达了“今夜暗渡威海，拟明早六点钟到威归队”的撤退命令。得知丁汝昌擅自撤回威海卫后，李鸿章大为恼火，电复丁汝昌称：“昨电旨方令汝与刘步蟾带船往貔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力固不能，然如此仓皇出走，恐干重咎。”经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为保存实力，尽量回避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正面冲突，包括外国顾问汉纳根在内的军队指挥高层多认为“海军六船只定、镇可恃。倭既据金、湾，其快船、雷艇必聚大连湾海奥，时在旅口游弋，我舰挟运船往旅，必有大战。以寡敌众，定、镇难保，运船必毁。定、镇若失，后难复振，力劝勿轻一掷，仍回威海与炮台依护为妥”。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旅顺口的防御，北洋舰队的行动为何显得如此畏缩不前而避重就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1月12日，丁汝昌率舰队“由沽开行，次早六点，望见口外老铁山西北有船发烟，九点六船到旅外抛锚……昌随即登岸唔各统领……昌因雷艇太多，六船不能在旅外久泊，夜间恐至失事，昨晚六点钟开威海，今早三点已到云”。在断绝外援的状况下，旅顺口的失守是必然的，11月21日经营了16年之久的旅顺口被日军攻破。二、基于情报的步步为营——再陷威海卫军港如果说旅顺口的失守是由于不能以有备防来袭，那么威海卫之防御与攻坚却是有备防来袭。日本虽然也犹豫是否等过了冬季再采取下一阶段的进攻，但中国海陆军的露怯明显助长了日军欲速战速决的决心，而威海卫的占领将是决定战争最后走向的关键。相反，能否守住威海卫，也是中国能否保全北洋舰队，能否阻止日军将战区日益扩大的关键。中日双方的和谈交涉已经在筹划当中，由于日本极欲给自己制造和谈的最佳条件，所以并不想轻易停下进攻的脚步，中日双方已清醒认识到，威海卫之战不可避免。“威海值烟台成山之间，其海湾形若箕，张两臂，斜伸入海，作半环形。口外横刘公岛，有若箕舌。循岸山巅，蜿蜒回抱，南口水浅最深不过丈八尺，北口则深至三丈外，大兵轮得以畅行其间，海军全队驻泊于此……于湾之南嘴建炮台三……湾之北嘴建炮台三……守之者为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依据上述描述，威海卫乃不可多得的天然军港，正因为此，较旅顺口，北洋海军更注重威海卫的经营，其防务可谓固若金汤。自旅顺口被攻陷后，中方不知日方究竟于何时发动对威海卫的攻击，亦不知将于何处登陆，关于日方的情报少之又少。11月30日，威海卫炮台守将戴道来电称：“昨英船见倭欲在龙门港下岸，距威百四十里。”12月10日，丁汝昌来电称：“本日五点钟，倭有一船由西来，抵东口巡探……十三日下午，有倭船两只，一商船，一兵船，离南口、赵北嘴不远。”12月24日，又有消息称：“日兵轮一在龙须岛，有小火轮欲渡兵上岸。”至年1月13日，总署电李鸿章曰：“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1月15日，又“据总税务司探闻，倭第三军万二千人欲往威海，今成山西南有倭轮抛锚，似系先来试探，其大队恐将踵至”。中国确认日军将于成山头登陆，仿进犯大连旅顺故智，“取远势登陆，抄我炮台后路。占得陆路炮台，威海军港便与大陆隔绝，就易于夺取了”。那么，威海卫附近的防卫又怎样呢？“自威海南嘴，循岸迤而西，约百四十余里，直至成山头，沿岸皆山。自北嘴沿岸西北转，约及二百里至烟台。其间驻有汉中镇总兵孙金彪所部嵩武军四营，而候补道李某统嵩武军五营驻登州，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统嵩武军两营驻胶州，经营胶州炮台，与威海刘公岛驻军，皆隶于北洋大臣”。可以想见，环山东半岛，除去威海卫本身的防御陆海军外，只有11个营在驻守，在不知敌军具体从何处登陆的情况下，其守备情形实在不容乐观。而在获知日军极可能从成山登陆这一情报后的五天即1月20日，丁汝昌来电称：“倭船四十只在荣成湾开炮。”由此，威海卫之战爆发。日军由成山龙须岛登陆并占领荣成是威海之战的一大关键。龙须岛的登陆并非茫然举措，像每次一样，乃基于侦察后的结果。而在未确定具体登陆地点之前，又如大连旅顺的进攻一般，日本舰船游弋于山东半岛各口，迷惑中方，以使得中国不能轻易将守军汇集于某处。如前述，有情报称：12月24日，一艘日本兵舰曾停泊龙须岛附近，并有小火轮渡兵上岸。这个消息是确切的。为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曾派出一支由三名海军军官和三名陆军军官组成的侦察队乘坐高千惠舰于12月23日下午4点30分左右由大连湾前往山东半岛岬角近旁的荣成湾进行侦察活动。大连湾至山东半岛岬角荣成湾的距离约为海里，高千惠舰于翌日下午5点55分到达目的地附近。因不知岸上是否有中国的守备军，侦察队决定伺机捕获一艘中国渔船来探听虚实。幸运的是在中国政府禁渔的状态下他们还是遇到了一艘出来打渔的渔船，当即施耍手段，将渔船倾翻，随后顺势将落水的渔民救上他们的舰船。他们向渔民谎称他们是外国人，巡游到这里来只是为了观看中日战事的状况，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愿意将渔民们送上岸，同时希望渔民们能领着他们去岸上转转。中国渔民似乎对这些外国人并没有保持多少警戒心理，不远的烟台是开放口岸，时有外国舰船出入，渔民们对它们并不陌生；中日之间确实在打仗，但战火尚未燃烧至山东半岛，渔民们对日本舰船乃至日本人没有清晰概念，这艘渔船能够违反政府禁令依然出来打渔即说明这里的渔民根本未意识到战争已近在眼前。这些外国人救了他们，又拿出食物招待他们，还主动提出送他们回家，而对方要求的回报不过是领着他们在岸上转转。就这样，这只侦察队坐着高千惠舰所配置的小火轮，在渔民们的引导下，顺利进入荣成湾，并登岸巡视。高千惠舰则抛锚在距离山东岬角灯塔南岸约15海里处等待侦察队的回归。该侦察队的侦探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在侦察完毕后，于夜里3点40分左右返回高千惠舰。荣成湾的侦察结果令日本人非常满意，他们又一次找到了合适的登陆地点。理由如下：其一，荣成湾水很深，岸上无障碍物，登陆汽艇几乎可以直接靠上海岸；其二，荣成湾西北南三面环山，故湾内风平浪静，即使有些风浪，也决不至于影响到登陆；其三，其海岸长而广，可容纳数万人同时登岸，距离该海岸处数里外的荣成虽筑有堡垒，但其地形孤立，难获外援，故极易攻陷。另据当地民人说，此际湾内尚不见任何中国守兵。在完成对荣成湾的侦察后，预测到此次行动可能会惊动中国军方，进而促使中国方面加强对荣成湾的守备，日方侦察人员决定在荣成湾附近再寻找一处预备登陆地点，以防不测。25日傍晚6点多，一行人终于在荣成湾北西处又觅得一个与荣成湾相似的海湾，此处地理条件虽不及荣成湾，但不失为一个好的预备登陆地点。由上述日本侦察人员之行事方式，我们不得不感叹日本人做事之周密。而荣成湾，这么一个适合于登陆的地点，却不见有中国军队的严密防守，兵力分散，海岸线过长，固然是客观原因，但中国确实做好了要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准备吗？经过严密侦察，荣成湾最终被日本海陆军联合作战部定为登陆地点。年1月14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下达海军的攻击方案。即：（一）司令官将率领包括通信船在内的联合舰队所有船舰，护送运送陆军的漕运船由大连湾前往山东省山东岬角荣成湾；（二）在运动过程中，若遭遇中国船舰，联合舰队中第二游击队以及全部的水雷艇队立即放弃对漕运船的护卫，对应中国船舰的攻击，而第三游击队则要全面担负起漕运船的护卫工作；（三）到达山东岬角登陆地点的当日，联合舰队中的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以及所有的水雷艇队应全速开往威海卫军港方面进行示威性运动，牵制中国船舰的活动，以防止他们前往荣成湾袭击正在登陆的日本陆军。另，于夜间后，除水雷艇外，联合舰队中的第一、第二游击队应在山东岬角附近海域不断运动，以防止中国舰船的外逃（作者注：这应当是防止北洋舰船往南逃去），第三、第四游击队以及特务船、通信船则坚守在荣成湾海域，全面负责陆军登陆的护卫工作。以后所显示的状况无不按照上述的攻击方案所进行。令人疑惑的是，在12月24日探得曾有日本人在荣成湾上岸侦察后，中国军方并没有立即展开对于荣成湾的布防，直到1月15日确认日军可能于荣成湾登陆后，才“先后调往五营，均扎容成左近”。但这五营的兵力在日军实施登陆之前于荣成尚未部署完毕，荣成湾阻击战之前景可想而知，根据中国方面的战报，1月20日的荣成湾呈现的是以下场景：“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荣成湾的具体登陆点）下兵，先用三条小火轮拖带小驳船数十只，正图上岸，有卑军（刘超佩军）中营帮带，前奉戴道饬派，带领两磅炮二尊，枪队一哨在金山嘴驻扎，一见贼下，该帮带即率枪队迎敌，躲在小渔船沙旁，击毙贼兵数人，有用两磅钢炮击沉小火轮一只，淹死甚多。倭船立即开放火箭为号，大兵船十余只开到岸边，快跑齐发，将两磅小炮架击碎，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荣成即于是日下午三点钟失守，东省五营兵全行退走。”依据上述资料可知，且不论兵员数量，就中日双方装备而言，中国守军较日军差之甚远，因荣成湾处海水较深，日本攻击型舰船可抛锚在离海岸不远处，遂使船上大炮成为助攻的最佳火力。成功登陆的日军在占领荣成后迅速扑向威海南岸。1月30日，威海南北岸守将戴宗骞电告李鸿章：“自倭登岸后，绥四营全赴南岸，苦战十日，并无接应。现倭队深入南岸，龙庙嘴台已失，卑军现仍死守长岛十八里铺，万难久支。”又据英国水师官于此日在威海观战回述：“南岸赵北嘴炮台于午时12点钟零十分先为倭据，经海军派敢死之士上岸，将火药轰发，全台轰坏。鹿角嘴炮台于午时12点钟零二十五分为倭所据，亦经轰坏。龙庙嘴之战相持甚久，至申正四点钟方陷。其台即为倭据，倭即以台炮扰我海军并刘公岛各台。海军即将定远铁舰驶近炮台，发炮轰击，约半点钟，炮台全坏，此为是日恶战中之一大壮观也。”而5天后的2月4日，李鸿章电告总署：“北岸北山嘴各台，丁提督与戴道商酌自行尽毁，免受倭害。是南北岸各台虽失，其巨炮多被海军轰毁，刘公岛虽成孤注，似尚可勉支。”随后的几天，停泊于刘公岛港内的所有北洋船舰开始遭受汇合于刘公岛外的日本联合舰队不分白天黑夜的轮番攻击，到2月10日，据英国消息：“定远沉在浅水处，威远、来远沉，丁提督旗挂在镇远，其余各船及岛均守得甚好。礼拜四早，中国十三鱼雷艇出口，有未出而拿去者，有打沉者，有被追打搁海滩者等语。”2月11日，丁汝昌等函开：“倭连日以水陆夹攻，夜以雷艇来袭。初十日（1月30日），定远受重创，搁在浅水处，十一日（1月31日），来远、威远、宝筏三船被击沉，十三日（2月2日），十余只鱼雷艇擅自由西口外逃，或被拿去，或被击沉，或被追打搁海滩。”2月12日，又有英船回称：“靖远又击沉，各船打得甚好，各国都佩服，可叹无援，亲见丁提督望援，两眼急得似铜铃一样等语。”而此前一日的2月11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已仰药赴死，2月12日，广甲舰管带程壁光持托名丁汝昌的乞降书赴日舰乞降，日军当即受降。至此，北洋舰队全灭，渤海门户大开。纵观旅顺口、威海两战役，日军的作战思路基本一致，即避开防范严密的旅顺口或威海，选取一稍微偏离上述两港口的无设防的登陆地点实施登陆，然后采取陆军抄袭军港后路、海军攻击军港正面的前后夹击方式夺取作战目标。这一作战思路的关键点在于登陆地点的选择，而好的登陆地点的获取在于事前侦察工作的进行状态。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发现日本人于战前所进行的侦察工作周密而有效，无论是旅顺口之战，还是威海之战，他们均在日军实施登陆之前找到了绝佳的登陆地点，甚至对于花园口的侦察，没有惊动到中国沿海守备部队，所以日军能顺利夺取旅顺口、威海，其侦察人员功不可没。而反观中国方面，由于海岸线过长，兵力分散，只能实施重点防御，既无人员深入敌方探察对方的军事动向，也没有对自己的海岸线进行巡查性的排查工作，以致丧失主动防御的机会，旅顺口、威海两战役，无不处于被动防御的挨打状态。三、与情报工作一气呵成的联合作战体制那么，如果中国能确切获知日本人的登陆地点，然后又做了有效的主动防御准备，中国是否能在之后的作战中取得主动权呢？答案是似乎很难。笔者以为，即便有上述准备，旅顺口、威海的陷落毫无疑问会被推后，但最终被夺取的结局不会改变。其原因在于，中国一方面缺乏集所有海陆军力量进行作战的联合作战体制，一方面参战士兵的士气低迷，上述两点决定了中国军队缺乏足够强大的战斗力。而日本则不一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他们的陆军作战部队被分编成七个师团，每个师团的兵员都在一万人左右，而且除步兵外，尚配备一定比例的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要塞炮兵等，这七个师团中的每个师团都是一支高强度的作战部队，不存在兵源短缺、各兵种之间不协调、装备参差不齐等问题，他们是一个整体，有统一的指挥，各兵种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这是一只根据欧洲现代化军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更重的是，每个师团之上尚置总司令官，他拥有调配任何一个师团的权力，即他可以整合所有的陆军力量开展作战。同陆军一样，日本海军也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战前，日本拥有三大舰队共计29艘战舰（不包括水雷艇），分驻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军港，由各镇守府统管，具体如下：横须贺镇守府下有扶桑、桥立、浪速、高雄、八重山、武藏、天城、筑波、爱岩；吴镇守府下有严岛、千代田、金刚、比叡、大和、筑紫、天龙、摩耶、赤城、凤翔；佐世保镇守府下有松岛、高千惠、秋津洲、葛城、海门、春日、日进、磐城、岛海、千岛、大岛。以此为基础，日本建有联合舰队即帝国舰队，该联合舰队抽取各镇守府管辖的舰艇进行编队，而被编入的舰艇将不再受其原属镇守府管制。这是一支可以被称作“常备舰队”的作战型舰队，和平时期，它由扶桑、浪速、高千惠、高雄、葛城、大和等六舰组成，舰队的司令长官由海军中将或海军少将充任；作战时期，它可以被扩充，我们知道黄海之战时这支舰队由大小12艘船舰构成。日本军港的营造也具有高度的现代化性质。在每个军港，有制造和修理军舰的工厂，有修理兵器的工厂，有储存兵器弹药军需的仓库，有集结海军兵员的场所，医院、军法会议处、监狱等。军港既是大本营，又是出战部队的集结地。各镇守府的职责就在于，分管军舰，统领水雷队，负责警备自己管辖区的安全，制造以及修理军舰，为辖内各船舰提供军需，补充兵员，招募并训练新兵，救治伤兵，惩处违法军人等，非常完备。这就是为什么，在黄海战役之后，日本舰队中遭受重创的战舰能迅速获得修补而得以重新回到作战岗位上的原因。我们发现，在黄海战役后，北洋舰队能出动的战舰仅保持在6艘程度，而日本舰队的规模却一直维持着它在参战前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北洋舰队于黄海战役后时时避免与日本舰队正面冲突的重要原因，即实力相差悬殊。所以，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舰队是一支联合舰队，舰队司令有权要求分驻各个军港的船舰被随时编入，而被编入后的舰船不再听任原所属舰队的指挥，将完全服从联合舰队司令官的调遣，以确保该支舰队持续维持其高度的作战力。战时，海陆军高层还会成立联合作战部，以协调海陆军作战行动，消化掉海陆军于战前的不同作战意见或主张，达成统一。那么中国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根据日本的情报统计，中国海军分四大舰队，其中北洋舰队拥有22艘战舰，南洋舰队16艘，福建舰队拥有6艘，广东舰队拥有19艘，共计63艘。实力最雄厚的当属北洋舰队，隶属北洋舰队的两铁甲舰定远、镇远可谓称雄亚洲。然而中国缺乏联合作战体制，甲午战争期间的中国总司令官是李鸿章，但李鸿章除了可以调配北洋舰队的船舰外，并没有支配其他三舰队船舰的权力，他只能通过中央要求其他舰队予以合作，派遣船舰加入到甲午战争的海战中去。年9月29日，总署曾致电南洋舰队，要求：“现在北洋各船修理需时，各海口防务十分紧急，著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但不见下文，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1月11日，江督张之洞方来电称：“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即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炼，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请公速派林国祥来……当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即令林国祥统之，率以北行，无论胜负如何，必能拼命一战，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这显然是推脱之词。11月16日，丁汝昌再次请求：“应请电致香帅速饬行，速炮、快四船迅将领配一切赶紧备齐，并子药军火多储速配，径驶来威，昌即与酌添得力员弁，再筹会剿。”并希望：“广东有四大雷艇，两艘已练齐弁勇，两艘尚未配人，并祈电筱帅迅饬雷局配齐弁兵，赶驶上海，与南洋船整队北来，庶于军务裨益。”而北洋要求调剂的所有其他舰队的舰船最后都没有到位，北洋以一己之力战日本举国之力，不可谓不悲壮！而得不到及时补充的北洋舰队注定了它最后被全灭的结局。海军如此，陆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更是不堪一提。由各处临时调集过来的军队不能进行有效配合，如同散沙，又如何能够阻挡日军协调一致的进攻步伐！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中将在回忆甲午战争时曾非常鄙视地谈到投递乞降书的广甲舰管带程壁光，觉得此人毫无气节可言，因广甲隶属于广东舰队，在战事那么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其居然要求提督丁汝昌允许他带舰回归本队，丁汝昌当然拒绝了这种荒唐的请求。威海战败后，又是这个程壁光拿着假托丁汝昌之名写就的乞降书前往日舰乞降，而如他一般的其他舰船的管带基本以“舰亡人亡”的誓言选择了自杀。一向以尚气节为立身根本的日本军人对于程壁光的所作所为自然充满了不屑。伊东中将在谈到北洋舰队时，并没有失掉他客观的态度。相反，他以为北洋舰队中不乏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与丁汝昌交往颇深，称其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这种交往是在双方舰队互访中进行的。年，伊东率日本舰队访问威海卫，年，丁汝昌曾率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年，丁汝昌又曾率北洋之定远、镇远访问日本，年，伊东率队访问中国。在这样的交往中，伊东以为丁汝昌虽面上稍显粗鲁木讷，但实则严谨刚正。对于中国军队，他给出的印象是中国海、陆军间之差异很大，也就是说，在战斗力与士气方面，海军远胜于陆军。伊东有此断言，大约缘于威海之战中，北洋舰队确实做了殊死的拼搏。伊东对北洋海军尤为推崇的人物是镇远管带即左翼总兵林泰曾。他说刘步蟾与林泰曾是丁汝昌的左右臂膀，而林泰曾更加出类拔萃，方正不阿且光彩照人，是位关羽式的人物，知大义，尚气节，为人顶天立地，中国之所以为世界一大强国，正是因为有这样人物的存在。并称，林泰曾所具之才干，足以统率北洋舰队，其作为或将胜于北洋现职之提督丁汝昌。因此对于林泰曾的陨殁，他大为叹息。不过，伊东对于刘步蟾的评价并不高，称其在胆识、勇气、人格等方面均逊色于林泰曾。而且就他本人的观察，他以为丁汝昌与他的看法一致，因为他发觉，相较丁汝昌与刘步蟾之间的相处状况，丁汝昌对林泰曾更抱着一种敬而爱的感情。伊东在回忆这些情景后，不无感叹地说：中国其实并不缺人才、物力，不采用欧洲的体制是中国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状况和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相像啊。除了体制因素，中国士兵士气不振也是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督战威海期间，李鸿章曾发电称：“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则败，败即逃去，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反观日本，人人皆怀着视死如归的勇气，去挑战中国这旧日在他们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强大势力。守者未竭尽全力以赴战场，攻者却抱釜底抽薪之决心不计生死，在如此士气之相较下，胜败已成定局。结语诚如李鸿章所言：“日本利用欧洲之海陆军组织，取得显著成功。”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做足了准备，其中对中国不断实施的调查活动为日本的最后出手奠定了坚实基础。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经验，然而在实践方面，近代以后的日本要比我们做得到位、杰出，这又是我们通过惨痛教训所积累下的经验。[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作者：曹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编辑：若水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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